一

　　敌方的坦克、装甲车黑压压的，在界河对面集结。轰隆隆的大地在震颠。界河这边中方的一个碉堡里，我肩扛着六九四〇火箭筒，弹头装上，趴在碉堡的一个射击孔前。我是六九四〇火箭筒射手。按照使用手册的说法，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这十八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我把火箭弹从条状的弹药箱取出，擦去上面的黄油，一字儿摆开。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是一名士兵，我的身后就是祖国，我不能后退半步，我守卫的是左宗棠签署的1883条约线。

　　所幸的是这场边境武装冲突没有继续下去。由于两国克制和理智，由于中方以人道主义的理由交还苏方的三名机组人员及越境的武装直升机(米格-42)，这场冲突以和谈形式解决。这事过去许多年了，每次提起，我都会叹息一声说，幸亏冲突没有继续，要不，当代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而我的业已面目沧桑的战友们，每逢聚会时都会边喝酒边说，如果那场冲突继续，我们现在都会在一个革命烈士陵园里。

　　那场边界冲突是1974年3月14日的事情。

二

　　1975年冬天是多雪的冬天，一位老兵乘着吉普车，来中苏、中蒙边界视察。他来到白房子，本来准备只住一夜，第二天离开。谁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浅的地方有二尺厚，深的地方多达两米。大雪封路，这样，这位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了十五天。

　　一天夜里，我是第一班哨，从晚上11点到12点半。下哨回到营房后，我先在火炉前，把自己冻得失去知觉的两条腿烤了烤，用手把膝盖摩挲了半天，然后趴在桌子上，先在《瞭望登记本》上写完我上哨时的边界情况，再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上写诗。我背的半自动步枪，在火墙上放着，等枪管、枪栓上的冰消了，水从铁中渗完以后，用干布子擦一遍，再用擦枪油最后上上一遍。

　　这时营房的门推开了，老兵带着他的干事走了进来。这是一项传统，叫查铺、查哨。老兵问我在写什么，我很害羞，用手掌捂住小本儿。我说我写得很潦草，等明天誊清了给他看。老兵执意要看，他推开了我的手，拿起小本，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老延安，什么潦草的字都能认得。老兵拿起小本，翻了翻，轻声地念起我正在写的那首诗——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上一身桔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个偌大的花篮……”

　　老兵在念的途中，面色越来越严峻，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眶似乎也有一些湿润，他说，他想不到这么遥远的地方，险恶的要塞，这远在祖国心脏之外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在搞创作，还有这样的文学冲动。

　　老兵叫随行的干事将我的这个小本拿走，第二天用方格纸誊好，寄给《解放军文艺》。他说，《解放军文艺》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红花满山》的作者，编辑还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他和他们都熟，他们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

　　老兵叫那狄，满族，曾经担任过总政治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发配到新疆。他见我时，是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主任。据说，后来担任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干事叫侯堪虎。他后来转业了，现在就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三

　　这样，由老兵推荐给《解放军文艺》的那些不成诗的诗，编辑选了三首，标题叫《边防线上》，署名“战士高建群”，发表在第二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边疆的邮件来得慢，等厚厚的一沓杂志寄到我的手中时，已经是十月份了。而恰好是举行毛主席追悼会的那一天。

　　我领着我们班正在菜地里收葵花子。马倌骑着马，飞也似的跑来，站在地头喊我的名字。他叫道：“三班长，赶快回站，出大事了!”我问什么事，马倌说“天塌下来了，毛主席老了!一级战备!”我记得，所有人那一刻都有一种自己成了孤儿的感觉。就像林肯去世后，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船长死了”，列宁去世后，俄国小说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父亲死了”的感觉一样。

　　我们所有人钻进了地道里。头剃成了光头，这样一旦受伤便于包扎。几件换洗衣服，加上一些零碎用品，打成个小包袱，缝好，写上家里地址和各自名字。这样一旦你战死了，如果有可能，这包袱会作为遗物寄往你那遥远的村庄。

　　所谓地道，这其实是我们两年前修下的工事。地道绕整个边防站一圈。戈壁滩上，先挖个坑道，坑道上再用水泥像箍窑洞一样箍起。最后再用推土机推上沙土覆盖。这地道一头通向我们的营地，一头通向那些碉堡(包括我扛着火箭筒趴过的碉堡)。

　　我们正是在这地道里举行追悼会。哀乐声中，两个人一排，站了有半里长。连队的小发电机在发着电。炊事员来送饭，穿着雨衣，对我说，有我的信，兵团的那个邮差，正站在沙包里外面喊我的名字。

　　我出了地道，翻过沙包里，绿衣邮差骑着马，在那喊：“挡狗!挡狗!我怕狗!”于是我踢了狗两脚，让它卧下，然后过去，接到那厚厚的包着“解放军文艺”的包裹。

　　从北京到阿勒泰，已经两个多月了，包裹才寄到，包裹在路途上，最少被重新包裹过两次。我打开包裹，是刊载着我的作品的杂志，还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采访本。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的经过。

　　我曾经许多次地说过，自那开始，我就被文学绑架，一直到今天。

四

　　我是1972年12月14日，离开那渭河边上的小村子的。一辆铁闷子火车载着我们，一直向西，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尔后改乘大卡车，五天以后，抵达哈巴河。我曾经说过，这是生活在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塞给我的一本书。

　　如今，我已经有三十多部著作问世了。我为我长期生活和工作的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我为我的家乡，写出了平原史诗《大平原》，我为我从军年代的阿勒泰草原则写出《大刈镰》，而今年，我又完成了《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文学整个地将我的一生吞没，而它的起因，竟是因为有一场雪，一位老兵滞留于白房子的缘故。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然少年。今年，当我在二万两千公里“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行程中，路经额尔齐斯河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其实已经死亡于当年，死亡于那座碉堡里，后来回来的只是躯体，而灵魂，它这么些年来一直在中亚大地漂泊。